作者：李慎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

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同志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1993年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 图源：人民网】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是刚刚开始。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

二是社会。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群体性事件会增多。

三是周边安全。

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

五是以互联网霸权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

我有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主席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

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

“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负起历史责任的责任感、责任心。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

来源:思想火渠

（作者：李慎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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