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案查处始末

讲述人：蒋秀生

原中央纪委教育室干部，1984年到1986年参与海丰县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的组建工作，挂职海丰县委副书记。先后出任《中国纪检监察报》副总编辑，中央纪委派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正局级纪检员，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主任、《民生周刊》杂志社总编辑等职。

1983年1月17日，一声枪响，原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海丰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仲，被执行死刑。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由于王仲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全国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极具典型性、代表性。因此，中央准备拍摄一部名为“警钟”的警示教育片。为此，1983年8月，刚刚调到中央纪委教育室不久的我，陪同当时的室主任张黎群同志来到海丰作调研。

海丰的情况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当时王仲已被处以极刑，但遗留给当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海丰县地处三地交界处，历来就是个“三不管”的穷地方，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个“牛地”。当时，尽管上级部门从汕头派来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但是，都不安心工作，“帅不升帐、将不出工”，整个县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当地走私问题依旧严重，“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走私，满街都能见到走私的手表、收录机等物品。

回到北京后，我们立刻向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李昌作了汇报，并以教育室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我记得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海丰问题非常严重！”

王仲这个案子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了，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全国轰动的大案。

王仲1949年参军，同年入党，1976年2月起先后任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王仲的腐败缘于一台电视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港澳谋生的海丰县人多达30万。改革开放以后，从港澳回来探亲的和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为了能够早日去香港探亲，1979年秋，当地一名广播员给王仲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很快就如愿以偿，这也是王仲的“第一次”。

尝到甜头的王仲，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物品，甚至将缉私的物资运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转手倒卖。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余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

王仲带头侵吞缉私物资，在海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干部受腐蚀，一些缉私人员甚至执法犯法。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走私货物交易市场，被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对于王仲和海丰县的情况，许多群众写信检举揭发，引起中央重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1983年1月17日，汕头举行1.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后，王仲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执行枪决。

王仲及相关涉案人员得到了严惩，但能不能帮助海丰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我们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纪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海丰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之一，派出联合工作组进行整改。

党性党风党纪实验区是中央纪委从1983年5月开始建立的。实验区的做法是，由中央纪委和各实验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党的组织状况、党风状况、党员状况和社会状况，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措施，为怎样抓好党风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

当时，全国有河北、广东、黑龙江、宁夏、北京五个省区市建立了实验区。根据我们汇报的情况，中央纪委决定将海丰作为广东省的实验地。中央纪委派我任实验区工作组副组长，广东省纪委派出了研究室主任何水云和另外一名同志，分别任县委书记和工作组组长，又挑选了一些优秀的同志，组成了新的县委班子，从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为海丰“拨乱反正”，研究、探索沿海开放地区党的建设工作。

但是，真正来到海丰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当年的海丰，许多乡镇的党组织成为走私犯的指挥部，与王仲案一起立案审查的159起案件中，涉及316人，党员竟占60%以上。

从哪里改起？为了找到症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海丰的所有乡镇，包括沿海边穷地区，最终梳理出困扰海丰多年的几大难题，如 “台上”干部与“台下”干部的矛盾，“保彭派”与“反彭派”的矛盾（彭指的是彭湃），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的矛盾，还有当地几个家族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等。这些难题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是干部问题。筛选、任用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是我们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

海丰县教育局一直是个让各级领导头疼的“烫手山芋”。当时的教育局长是个知识分子，很有文化，但工作魄力不够，整个教育系统派系斗争严重，天天有人到县委告状，不但干扰了社会正常秩序，更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工作。

经过研究，县委认为加强教育局的管理，必须重新选任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局长。就在这个时候，在调研中偶然碰到的田墘镇党委书记吴华南，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个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魄力、有见识。在我的提议下，县委大胆起用了他。

上任于危难之中的吴华南，果然不负众望，半年后，教育局风平浪静，不但没人告状了，而且干部队伍工作热情高涨、积极向上，海丰县的教育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正轨。后来，吴华南还先后担任了海丰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最后成长为汕尾市委书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仍然坚持反彭的人排除在外，体现共产党干部的鲜明立场；不论资排辈，大胆起用有能力、敢担当的年轻干部……就这样，我们逐步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年轻有为的同志，放在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打开了解决几大难题的突破口，稳定了当地政治局势。

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干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推动当地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就必须一手抓作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导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也是党性党风党纪实验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抓作风，不能只靠说教，关键是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我们整个县委班子，坚持从自己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海丰县穷，我们就更不能贪图享受。那时候，办公室就是工作组同志的卧室，一张桌子，一张硬板床，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在生活上，我们不能摆出领导干部的架子，但在工作上，我们必须体现出领导干部的样子。

在海丰工作期间，我们遇到过一次严重的山火。当时正值半夜，听到消息后，我扯了一件衣服就往外冲。这时，有同志拦住我说，你是县委领导，在家里指挥就行，不用上山，太危险。我一听就急了，一把推开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上，谁还会上！

那次，在我们县委班子的带领下，各委办局的领导同志都冲在了救火的第一线，看到我们往山上冲，许多干部和群众也都自发地加入，最后一起努力扑灭了山火。

也许是我们这种身先士卒的态度，打动了当地的党员干部，打那次开始，我们都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疏远感明显淡化了，主动找我们聊天，汇报思想的逐渐增多。庸懒无为作风也随之开始转变，为当地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海丰一个80多万人的大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在当地几个县中处于最末流。全县除了汽修厂和糖厂两个企业外，其他基本都“死火”（倒闭）了，没有生活来源的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去走私。而走私不但影响国家税收，更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发展经济，必须从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开始！我们把抓走私上升到事关党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严厉打击。与此同时，为帮助当地企业寻找恢复生产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全县各委办局召开了30多个现场工作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群策群力。县委、县政府领导每人还负责对口联系几家企业，跟企业负责人一起制定生产计划，帮助他们引技术、找销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86年底我挂职结束离开时，已有十几家企业恢复了生产，县财政收入达到了6000多万元。之后几年，海丰县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发展特色的产业布局，再后来，当地区划调整，单独设立了汕尾市，下辖4个县市区，海丰县在其中财政收入排行第一，从垫底的“末流县”一跃成为“领头羊”。

海丰的实践深刻说明，一个地方的风气怎么样，关键在干部、在领导，在那里的党风。党风正、民风正、人心齐，经济建设的发展才有保证和依靠。（本刊记者石艳红、侯逸宁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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