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冠疫情的出现，“逆全球化”这个词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2020年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吸引企业从中国回流，可能会采取一个政策，就是直接为美国企业回流的成本买单。

随后，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决定拨出20亿日元，支持日本企业回迁，还有额外2亿日元预算来支持日企撤离中国。

从20世纪90年开始，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全世界致力推动的进程，国家之间相互勾连，成为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就是让世界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各自为政、互不干涉。

作为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中国在过去30年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因为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建设，成为“世界工厂”。如果逆全球化潮流兴起，国外企业陆续搬离中国，中国会不会失去竞争的优势？

瑞丰资本的投资人李丰认为，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各国政府怎么想，却忽略了一个本质，就是企业的想法。其实关键在于企业的执行，以及和政府的博弈。

关于全球化，美国政府选择用政策刺激制造业回流。在过去两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意味着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加上此次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的风险又被暴露，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供应链布局，实际上是起到对冲作用。

什么意思呢？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多个国家停工停产，比如苹果就下调了收入预期，富士康也宣布2020年第一季度的营收比2019年下降12%。

不过随着中国逐渐复工，中国供应链对于美国企业的缓冲作用越来越明显。四家苹果和华为共用的供应商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次季度，收入和利润都有大幅增长，其中潍坊的歌尔股份净利润涨幅达到40%。

供应商之所以可以逆势实现利润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随着中国复工复产，疫情前的库存订单逐步交付；另一方面是中国承接其他地区因为停工取消的订单。

特斯拉也同样受益于中国的供应链，在美国的超级工厂已经停工，但是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早在2月初就已经复工，至今复工率达到91%，产能更是超过疫情前的水准。

疫情反而让中国的供应链在跨国企业的业务中承担更多的分量。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没有看到美国企业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制造业回流的提案积极响应。美国政府实际上也很难干涉企业的行为。

比如在3月的时候，为了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启动了《国防生产法》，要求美国企业加强生产对抗疫情的产品。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3M公司，该公司生产的N95口罩，在抗击疫情期间是重要防疫物资。美国政府要求它们加强生产口罩，并且在销售的时候要遵守“美国优先”这个原则，要求3M停止把口罩出口给加拿大和拉美国家。

3M最开始选择抵抗，拒绝只为美国提供口罩。后来3M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一边提高产量，增加对美国的口罩供应，同时也不限制出口。

就算是在疫情这种非常时期，大企业在美国政府面前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

如果企业的盈利目标与美国政府的意愿有冲突，政府常常会对大企业采取豁免，让他们游离于政策之外。

比如，2019年美国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关税，本意是给中国商品设置障碍，为美国企业争取订单，结果这个政策影响了苹果和通用电气的利益。

这些公司采取的做法，就是申请关税豁免。苹果提出了15项关税豁免，有10项被批准。今年的3月，苹果又为手表申请豁免关税，从中国进口苹果手表时，可以省下7.5%的关税。

这就是当美国政府和企业意愿不一致时，美国政府会让步给企业，让企业优先赚钱。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全球供应链迁出中国，短期内很难实现。那长期会不会做到呢？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些传统的、大规模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渐迁往东南亚的越南，毕竟东南亚的国家的劳动力更便宜。

但是，不管有没有中美贸易摩擦、有没有疫情，这部分生产环节都可能迁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可即便这些产业链外迁，整个过程可能比人们想像的更长。因为在疫情过后的一段时间，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目标，都会保增长。保增长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去折腾。

搬迁供应链是非常麻烦的，绝不是拍脑袋决定就可以。就算政府为搬迁买单，企业还要忍受生产效率降低的风险，新的供应链还有磨合期，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划算的买卖。

而且，中国“世界工厂”的体系，不是一夜之间就建立的，更是符合历史潮流主动适应的结果，整个供应链体系涉及的劳动力非常多，想要短时间迁移无疑痴人说梦。

特别是经历了此次疫情，跨国企业可能会对全球化有了更深的认知和体会，各国企业充分利用各国的优势，分散风险，这才是保障企业稳定的正确做法。

所以，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人容易因为应激反应选择封闭。其实，开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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