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主流如何制造了这些难题，MMT如何起源，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何在？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博士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度的解析。

留意经济学发展的读者应该听说过去几年一个被称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以下简称MMT）的学派以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主张而崛起，当其先后受到华尔街的青睐和美国民主党的两位候选人桑德斯的部分认可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从原来的不屑一顾到展开反击。

然而，在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美国经济衰退，资本市场大跌之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施展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赤字救助市场和经济，并有可能在将来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解决遗留问题，媒体开始将之与MMT联系到一起。

由于中国也面临经济冲击和政府财政赤字扩大的困境，国内一些专家一改过去对MMT忽视的态度，开始围绕“财政赤字货币化”展开辩论。仔细阅读这些文章会发现其中对MMT的理解仍存在许多误区，特别是很多经济学家表明不喜欢MMT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主流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高人一等。

我写作这篇长文的目的，是讲清楚世界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主流如何制造了这些难题，MMT如何起源，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何在？对于最后这点，我的核心观点已经写在标题里。恰恰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存在重大缺陷，才给了MMT挑战的机会，然而MMT对重要问题的理解同样存在偏差。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难题，我们需要回归常识，吸取主流学派和MMT的合理观点，同时要大胆考虑试行新的研究成果，更有效地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

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

简单来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是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种被称为“新常态”的现象，但与此同时，股债房地产等主要资产价格高涨；政府、企业或者家庭负债率达到危机后的新高；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在美国已经回到了一战开始前的水平；全球民粹主义崛起，逆全球化渐成潮流。

借鉴鲁比尼的观点，我们可以用15个以D开头的字母描述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Deficit（赤字）、Debt（债务）、Default（违约）、Demography（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化）、Deflation（通缩）、Devaluation（货币贬值）、Digital Disruption（科技颠覆）、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eglobalization（逆全球化）、Democracy Dilemma（民主化悖论）、Sino-Decoupling（中美脱钩）、Diplomatic Dispute（外交争端）、Environmental Disruption（环境破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主流经济学家沉浸在类似当年物理学欢呼物理大厦建成，已经没有重大理论难题的愉悦之中，背景就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例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就业与通胀）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理论解释，特别是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配合下，美国实现了“大调和”或者“大繁荣”：虽然经济和金融危机仍然不时出现，但时间都比较短暂，衰退程度远远不及“大萧条”严重。

尽管经济学内部需要处理一些“乌云”，例如为什么金融危机重复出现？为什么宏观分析框架可以比较好解释经济增长和周期，但是很难解释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和波动？但对外，经济学家是非常自豪其成就的，以至于我们从接触经济学到博士毕业，都被教授们反复告知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里，对社会现象（不仅仅人类经济行为）解释力最强大的学科，是所有社会科学里的明珠，诺贝尔奖将经济学纳入，也许是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

我是2008年毕业，摆脱老师的束缚之后，才逐渐认识到，尽管主流经济学精彩纷呈，经济学家群星璀璨，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里对政策影响最大的学科，经济学依然很不成熟，对现实里的人和经济的理解极其缓慢，后知后觉造成的麻烦可能比其解决的问题还更多。

这一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主流经济学遭受公众广泛的批评，最为人知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质疑：你们为什么不能预见危机的发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学内部出现一句经典“自黑”嘲讽：“微观经济学其实没人关心，因为绝大多数研究结论几乎都是常识，不研究也大致知道结果（微观经济学家把大量精力花在区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上）；而宏观经济学人人关心，因为宏观政策影响每一个人，但宏观经济学的预测力一直很糟糕（没错，即使取得了“大调和”的成绩，但宏观经济预测被普遍认为准确度极低）。”

实际上，我标题里的主流经济学，指的就是宏观经济学。我恰恰毕业于宏观经济学公认最强的明尼苏达大学，所以我写此文也是“自黑”之举，但更多的是对学科现状的深刻反思。

没想到这句话再次“一语成谶”。2008年宽松政策推出后，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扩大的赤字和累积的国债，会使得经济快速复苏，同时带来高通胀，将来会出现高利率，但这些都与结果不符。2017年，特朗普推出减税计划，主流经济学家再次警告这会带来利率上升和高通胀，再一次判断错误。

下面我们会看到，恰恰因为MMT对这些宽松政策的后果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并且得到了早已信奉并收获巨利的华尔街的赞誉（见后文），才使得这个其实已经存在了20多年的非主流学派，被媒体关注，走到了镁光灯下。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困境

为什么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会失灵？过去十年，经济学家为此绞尽脑汁，虽然后知后觉，但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新知识：

“新常态”其实根本不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三低”现象其实是人类有数据可查历史的“旧常态”。工业革命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基本都是低速，零增长属于常态，通胀更可能出现负数，而过去700年的利率几乎都是从高变得越来越低。

相反，“高增长，高通胀和高利率”仅仅只是二战结束后到1980年初的状态，这一结果显然与战后世界重建带来的高就业以及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油价变化密切相关（“滞涨”是这40年的短暂插曲）。至于2008年之后的“三低”，只不过延续了人类几百年来被打断，但1980年重新开始的“旧常态”。

主流宏观的分析框架和结论基本上是对于“三高”现象的成功总结，目前的主流宏观教材大同小异，但2019年出版的MMT集大成教材《宏观经济学》（William Mitchell，L. Randall Wray, Martin Watts著，与国内专家对MMT集中批评不同的是，这本书在亚马逊网站获得读者极高的评价，前两个名字还会在后文出现）第一章就给出“主流”和“非主流/异端”经济学的定义，前者研究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分配以满足无限的欲望，而后者研究社会如何创造和分配资源，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资源的分配和创造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既复杂又激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根据作者的划分，经济思想史上几乎一半的名家，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去看待，几乎都属于异端。其实，主流的崛起，非主流的没落，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前者成功建立起可以不断扩展的数学模型，而后者放弃了数学这个工具，这不仅使得后者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被遗忘，而且也导致了前者被数学模型深深束缚和绑架，一旦一种深刻的思想无法被数学模型所描述，就无法获得学界的重视。过去，主流对MMT的批评就是一句话：等你们把数学模型写好，再来和我辩论！

人们最早意识到主流宏观对于“三高”现象研究的成果存在严重不足，是这些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无法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很明显，主流宏观对于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缺乏深刻理解。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东亚”这个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头号难题上，经济学至今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自然使得其开出的药方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失灵（参考拙著《夏春：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上）》《夏春：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下）》）。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是主流宏观面对的第二个难题，由于主流宏观模型没有货币和银行体系（见下文），因此金融危机总是难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数学分析框架的束缚和绑架被展现得一览无余。翻开非主流的著作，可以找到许多深刻的文字性描述，例如明斯基的论述（也是MMT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是，主流经济学直到2012年才算是完成了对危机最深刻的数学描述，即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受损引发的家庭和企业的连锁反应；而过去围绕家庭消费行为建模，或者围绕企业生产建模的理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也使得相应的政策建议无法阻止危机的扩散。

“三低”现象是主流宏观面对的最新难题，好在经济学家们提出各种解释，互相竞争之后，我们在2020年有了一个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参考“Indebted Demand”，作者Atif Mian, Ludwig Straub, Amir Sufi）：

贫富差距是理解宽松政策失灵的钥匙。宽松的货币并不像主流学派认为的可以迅速均等地分配给经济中的每个人，而是像非主流学派预言的那样，首先流向了极少数富人，高利润率的企业和流动性高的资本市场，再流向穷人，不那么赚钱的企业和实体经济。前者获得大部分，后者获得小部分。

但是前者的消费和投资倾向很低，投资之外获得的货币收入被储蓄起来；而后者消费倾向很高，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财富，于是他们成了负债加杠杆的主体。为弥补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不足，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主动加杠杆。于是，伴随贫富差距扩大的，是宏观层面企业、家庭和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

同时，经济中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利率于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越来越低（当过度储蓄越强烈，负利率就变得越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也很难提高，通货膨胀也在低位徘徊。由于资本价格的上涨不计入通货膨胀，因此宽松政策继续维持，于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无法被打破。

过去，经济学家尝试用老龄化，低生育率带来的多储蓄行为，技术进步缓慢带来的投资不足（盈利最多的科技公司，其实是储蓄的主力军）来解释“三低”，但历史学家发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常态（黑死病，战争，改朝换代缩小贫富差距是插曲），也就带来了低增长，低通胀，以及利率的长期走低（社会资本和财富总量越来越多）的“旧常态”。

二战结束到1980年初，恰恰是贫富差距快速缩小的年代，我们看到了“三高”；而1980年开始，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我们看到了“三低”。老龄化和技术进步就无法解释这一段时间的变化。

因此，要解决前文列举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关键点在于缩小贫富差距，这样经济可以回到经济学家期盼的“三高”状态，全球债务水平下降，资产泡沫减少，社会更加和谐，政治远离民粹。而做到这些，贫富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重要概念

贫富差距带来“三低”这一解释，是不是听上去超级容易理解？但为什么直到2020年才出现完整的理论模型和数据检验？

原因之一就是数学分析框架的束缚。主流经济学最常使用的效用函数，没有办法得出富人消费倾向低，穷人消费倾向高这个在数据上清晰无误的推论。常用函数下，消费和投资通常只与人的风险偏好有关，与财富完全无关。找到这个函数，经济学家用了无数时间，和前面提到理解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一样。而这段时间里，贫富差距已经扩大了几倍，民粹主义已然崛起，逆全球化声音更高。

数学束缚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经济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假设，重要的经济变量比如财富，股价，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不对称的肥尾分布。例如现在美国1%的人拿走40%的财富，过去90年里，4%的公司创造了股市的全部财富（剩下的盈亏相抵。查考拙著《夏春：巴菲特“破天荒”买入ETF，这意味着什么？》）等等。当这些数据被挖掘出来，经济学家们都大吃一惊。由于不对称肥尾分布的数学处理非常复杂，对其忽视的后果就是经济学家的理论预测和现实经常脱节。

更麻烦的是，主流经济学长期不研究货币和财富这两个重要的经济概念，而且一些不成熟的研究，推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货币这个最基础，最主要的经济变量，从来不是宏观研究的主角。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面纱论”被现代学派接受，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中长期经济变量，构造一个没有货币和银行体系的模型，只要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数据，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读博士那几年，系里没有一个同学研究货币，因为以研究货币而功成名就的老师Narayana Kocherlakota（后来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告诉我们，货币经济学已经被研究完了，不需要再研究了。

众所周知，货币有三个功能：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储藏价值。主流宏观只重视了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体现在弗里德曼（1976年诺奖得主）重点强调的“货币数量论”公式，即MV=PY，（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物价指数乘以产出），弗里德曼研究美国货币史发现，物价指数与货币供应量有密切关系，因此以名言“通货膨胀总是而且无处不在是一种货币”现象。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公式本身相当于会计恒等式，本身并不解释货币供应是超发还是不足，也不解释货币流通速度是高是低。当宽松货币供应没有带来高增长和高通胀时，原因可能是货币流通速度变低。但变低的原因，过去找来找去，其实都没有“贫富差距”这个新发现更重要。

可惜的是货币作为财富的储藏价值功能，从来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弗里德曼表示，没有必要关注财富分配，因为自由市场的竞争会导致“富不过三代”。当然，在弗里德曼研究最活跃的的年代，恰恰是美国贫富差距从一战后不断回落的时代，当时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

而库兹涅兹（1971年诺奖得主）仔细研究了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后，发现前20%收入的家庭占比会随着经济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因此贫富差距不那么值得关心。重点在于发展经济，让后20%收入的家庭变得富裕。

对货币的研究不足，使得经济中许多以货币和财富为基础的现象（例如债务），经济学的理解非常薄弱。如果这两位经济学家回到现在，一定会为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难题，而大惊失色。

主流经济思潮的大逆袭

为应付战争开支而提高税率是贫富差距在一战后持续缩小的主要原因。1980年开始，里根考虑减税被普遍认为是拉弗的建议，但实际上，莫里斯（1996年诺奖得主）的研究对发达国家减税影响巨大。他指出要在激励富人多工作和收入瞒报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他的模型最优解是最高边际税率应该降为零。

直到2000年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从税表入手跟踪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变化，发现发达国家前1%，0.1%和0.01%收入和财富的个人占整个国民收入和净财富的比重在1980年之后不断扩大，而排名后50%的个人的收入和财富几乎没有增加（财富占比接近0），而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税率变化，其次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市场的繁荣。

这些新发现虽然来得太晚，但却以启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而为公众熟悉。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里的佼佼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被认为复活了非主流的马克思学说，一方面引起主流同行的强烈反感，但另一方面此书列入年度畅销榜首。皮凯蒂也启发了历史学家研究人类从石器时代以来的贫富差距变化，发现差距扩大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皮凯蒂与合作者、学生更加细致研究各国财富的变化，提出以全球征收“财富税”来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而戴蒙德（2010年诺奖得主）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分析莫里斯的模型，从理论上阐释有必要对美国富裕家庭征收60-80%以上的最高边际税率；班纳吉和达弗洛（2019年诺奖得主）等人则从实证角度发现，对富人征收高税率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MMT的核心主张以及与主流的分歧

了解完主流经济学极简史之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恰恰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才给了MMT挑战和崛起的机会。而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喜欢MMT，很大程度上，是因为MMT指出主流经济学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

第一，主流学派认为当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时，会与企业在投资上“争利”，抬高利率，从而形成“挤出效应”，即政府投资增加，会使得企业的投资减少。而MMT认为，政府投资会使得货币供应增加，压低利率，从而会增加企业的投资。

举例来说，假设政府向经济体中支出1000亿美元，然后通过征税收回900亿，这相当于向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注入100亿美元的资产，这100亿美元就是政府赤字，但因为人们会将钱存入银行，增加整个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当资金需求恒定而供应增加时，利率就会下降。

这个根本的分歧恰恰是主流学派在2008年，2017年都做出误判，而MMT判断正确的关键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主流学派的框架和结论是建立在“三高”现象基础之上，但毕竟这只是一段插曲，经济的常态是“三低”。当然，MMT也没有察觉到“三低”的背后是“贫富差距”。

第二，主流学派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认为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无中生有地印钞，会带来通胀，并不断以魏玛共和国，津巴布韦的例子来强化这种观点。而MMT指出这些例子只是少数，原因在于产能被严重破坏。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印钞，并没有带来通胀。过去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日本，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叠加，都没有出现高通胀和高利率，而现在整个欧元区，美国都一样如此。MMT指出只要经济中的产能没有被充分利用，失业继续，那么宽松政策不会带来高通胀。

第三，主流学派认为政府以印钞来解决财政赤字或者债务问题，会带来严重后果，这就好比私人部门入不敷出就要破产倒闭一样。但MMT认为政府的负债，对应的是私人部门的盈余，其实是一件好事；相反，如果政府盈利，私人部门负债则是一件坏事，这会加大衰退的概率。过去两百多年，美国最大的七次经济衰退之前，政府都出现了财政盈余。

其次，MMT认为私人部门面对的预算约束，并不适用于政府。只要债务以本币计价，产能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无中生有”印钞也不会有严重的问题。

这一点与主流的分歧最大，但其实，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支持这个观点。2005年，面对国会关于美国养老金可能“破产”的质疑时，格林斯潘说“其实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印出需要的货币，只要这些货币供应不超过经济可以提供的资源或资产，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伯南克在面对国会对金融危机后的救助方案质疑时，直接承认2008年用于银行救助的1万亿美元，并非来自税收，而是直接对银行在美联储的账户上敲击键盘制造出来的。伯南克认为在经济疲软，通胀低迷的时候，这样做没有问题。

第四，尽管MMT的名字强调“货币”，但有趣的是，整个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上的效果不好，应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实现充分产能，消除失业，提供社会需要的服务。

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是不确定的，是通过让人负债、给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加杠杆起作用的；而财政政策的效果则是立竿见影的，是通过直接增加人们的收入、强化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起作用的。

MMT认为一旦通胀出现，政府应该减少开支或者提高税率，将家庭或企业的盈余减少，而不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在美联储再次将利率降至零，并强调很可能长期维持之前，MMT早就主张将利率长期定在零。

虽然主流学派也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但现实中，货币政策被作为首要选择，因为财政政策受到更多制约。MMT弱化央行与美联储(退化成一个配合财政部的边缘的角色)的作用，自然也会树敌不少。

读完这些，我相信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MMT，既不M（现代），也不M（强调财政政策），更加称不上T（因为没有数学模型）。多看几遍，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理论，特别是强调财政政策在发展经济的目标明确性，提供私人企业无能或者不愿提供的服务，解决就业的效果比货币政策更好，在产能没有充分利用下，无须过度担心通货膨胀，完全和经济学入门教材强调的一致。

而新颖之处就是重新理解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之上（第一点和第三点），这恰恰符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定义：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的社会如何创造和分配资源。实际上，MMT敏锐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定义的缺陷：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劳动力，从来都不是稀缺的，失业总是存在。也因此，MMT把解决失业，保证人人有工作看得更重。

MMT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的核心主张都有着清晰的思想史脉络，可以看到马克思，凯恩斯，罗宾逊夫人、明斯基等人观点的影子。每个学习过经济学的读者，都应该保存下图。有兴趣深入学习的，建议阅读Mitchell, Wray和Watts的教科书。

相信大家也看到MMT的主张都有明确的前提假设，但媒体报道时，往往忽略了这些前提，就让偷懒的读者误以为，MMT主张政府可以无节制地扩大财政支出，然后再通过印钞/“货币化”解决。很显然，在“不求甚解”成为时尚的年代，MMT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了。

MMT和主流没有分歧的部分也许不那么吸引眼球，而它强调的在危机来临，经济疲软，失业严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其实和“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的主张没有明显分歧。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专家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心，皆因中国各级政府都有“投资饥渴症”，也都面临着居高不下的赤字和债务负担。而这些现象在MMT诞生的美国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要借鉴MMT的观点，当然要因地制宜加以改良。

2008年，中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恰恰是因为缺乏细节设计和对“中国奇迹”的认知缺陷，虽然达到恢复就业，经济复苏的目标之余，也制造出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长期难题。因此，今天专家们围绕救助政策的细节进行充分辩论，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MMT与华尔街的缘分

1982年，沃伦•莫斯勒（Warren Mosler）成立了一家对冲基金，为了在竞争中取得先机，他细致研究了美联储、财政部和整体经济的互动。他想知道当财政部征税、发债、开支和创造货币时，其资产负债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很快他就发现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理解十分过时。私人部门需要先收后支，但政府是货币发行人，在开支上并不受到税收的约束。

莫斯勒认为一个拥有主权货币的政府既没有违约意愿，又可通过央行敲击键盘创造货币，就不会破产。这种洞见让他赚得第一桶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债台高筑、税基狭窄，不少经济学家和交易员担忧意大利经济崩溃。为应对困局，意大利政府别无选择地拉高了国债收益率。莫斯勒认定意大利政府能够印足够多的里拉还债，不会出现违约，于是从意大利的银行中借出里拉（利率低于国债收益率），并买入投资者大量抛售的意大利国债。这笔交易在几年后让他和客户赚到超过一亿美元。

莫斯勒希望分享自己的新思想，但他联系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等名校的经济学教授，但都吃了闭门羹，没有人回复他的邮件。几经转折，他接触到非主流的“后凯恩斯学派”开始获得重视（由于凯恩斯的思想没有采取数学表达，后来者对其思想的侧重点有不同理解，采取数学方法描述其思想的成为主流学派，而习惯于文字表达的学者构成了非主流，最早的分歧就是主流学派不重视货币与金融体系）。

这一学派认为，货币是国家政权所创造，只要获国家法律和行政力量支持，例如通过征税创造经济体对该货币的需求，任何没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充当货币。Mitchell之所以用“现代货币理论”来命名这一套思想组合，就在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当一个国家/政府具有征税及指定征税货币这两项权利时，便是现代国家。

莫斯勒的思想推动了MMT的发展，他投入了约300万美元，帮助设立奖学金、学术职位、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并且出版著作，成了公认的“MMT之父”。他的观点：“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可以通过大规模财政救助来解决”，现在被称为“莫斯勒法则”。

回头来看，即使主流学派也承认，2008年危机后的复苏缓慢，和救助政策重货币，轻财政有关。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迅速协调一致推出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救助方案，不能不说受到了MMT思想的影响。

华尔街注意到MMT的一个重要原因是Wray的导师明斯基早在1963年就开始研究金融危机，开创了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他在1991年发表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总结和完善了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学派束手无策时，华尔街重新发现了明斯基的价值，也注意到了MMT学派，以及莫斯勒的成功之道。

华尔街的分析师，基金经理和CEO表示，MMT提供了许多重要而且长期被忽视的洞察力，他们将MMT运用经济预测和交易策略，在2008年，政府债务因刺激方案激增，经济学家认为利率将上涨后，华尔街一些大牌资管公司下注利率将走低，获利巨大。

MMT带来的新挑战

我相信读到这里的耐心读者，会对MMT产生与之前不一样的认知，实际上我写作此文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以我所见，批评MMT的专家，似乎没有仔细理解其总体思想和其中的细微之处，而是将其简单庸俗化了。

实际上，MMT只是提供一种理论框架，它既可以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一种全新描述，也可以是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规范，这就是经济学的“实然”（positive）和“应然”（normative）之分。中国政策届，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历史经验在全新的视角下细致研究，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之路，而绝非以“走捷径”的方式罗列观点和照搬建议。我们与其厚此薄彼，不如平心静气，平等地看待主流学派和MMT各自的闪光点，认真研究现实问题。

MMT在打开一扇穿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疑问：第一，主流经济学的成功与不足与数学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MMT没有滥用数学是好事，但也使得一些观点的精确程度受到怀疑；

第二，MMT对过去一些现象预见的成功，不代表他们在其他现象的理解上同样成功，由于经济主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新的政策，也许当大家都依靠MMT来决策，就恰恰成为其失效之时，主流学派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命运；

第三，当主流经济思想已经影响绝大国家决策时，一部分国家推动MMT，会造成其他国家什么样的麻烦？这些问题都极具挑战性。

虽然主流学派后知后觉，但毕竟认识到“贫富差距”可能是理解世界困境的一把钥匙，而且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问题上，MMT似乎没有瞩目的论述。反而是一个部分认可MMT观点的桑德斯，深刻理解贫富差距带来的麻烦。只可惜他无法施展其计划，人类可能还要继续在15个D交织的困境下徘徊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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