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想要毁掉一个企业家，就让他去建博物馆。”

这个企业家，就是樊建川。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他在中国各地游走，花费近80亿购置抗日文物，建了十几座博物馆。

迄今为止，他名下的各类文物有800万件之巨，数量位列全国私人收藏之首。

而他收藏这些文物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牟利，纯粹是“用爱发电”。

樊建川说：“中国13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为了敲响这座钟，他辞掉了大学教授的工作，丢掉了副市长的乌纱帽，散尽20多亿家产。

冯小刚评价：他是个梦想家、冒险家，也是个实干家。

但有些人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就是个疯子，是个被梦想耽搁的企业家。

“做人要有股子拼劲！”

对于樊建川而言，他才不在乎。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从革命战争扛过来的老兵。

继承父母洒脱的性格，樊建川小时候就不安分，不光调皮捣蛋，还经常跟村里的小孩打架。

与普通家庭不同，对樊建川打架这件事，他的父亲从未苛责过他。

不光不苛责，他的父亲还会在旁边给他鼓劲，打赢了以后，他的父亲还会夸他。

“做人就要有股子拼劲！”

在这样的教育下，樊建川渐渐长大，什么事都本着敢拼敢干的心态，像是个冒险家。

1975年，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响应国家号召，到了宜宾县的一个公社当了知青。

那个阶段的公社，已经开始逐渐暴露出弊端，大食堂的供给常常跟不上，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但无论是吃饱还是没吃饱，樊建川都不会吝啬他那一身的力气，每次都是田里面最卖力的那个。

甚至不惜晕倒在田间地头。

他的真诚和努力，大家自然都看在眼里，他的事迹在公社里面口口相传，成为了知青的模范。

1976年冬天，为继承父母军人的意志，樊建川离开了乡村，打算去当兵。

可在那个年代，除了知识分子，入伍过程中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的兵种和服役地区，阴差阳错之下，樊建川被分到了内蒙古。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忽然被丢到了冰天雪地当中，对于樊建川而言，无疑是一场煎熬。

好在这场煎熬并没有维持多久，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部队中的樊建川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开始犹豫起来。

摆在樊建川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部队中当连长，安安稳稳地往上爬；要么去参加高考，挑战一下那个80：1的几率。

作为“冒险家”，樊建川自然选择了后者。

事实证明，樊建川是幸运的。

从部队离开，樊建川顺利的进入了西安政治学院进行学习，毕业以后，又被分配到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

“工作稳定、收入高、被人尊重。”

在多数人的眼中，樊建川的工作堪称完美，即使一辈子不升迁，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可樊建川是何许人也，每天面对着千篇一律的教案，再加上几平米的办公室，怎能关得住他的野心。

于是，在这所大学任教五年后，樊建川再次辞职，转业到了地方，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那年樊建川30岁，意气风发，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即使是个小公务员，依然敢做敢说。

他做事果敢的风格，很快引来了“伯乐”的目光。

这位“伯乐”，便是时任宜宾市委书记的孙文启。

最开始，孙文启只是被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活力吸引，但调查过后，却发现这小子没那么简单。

50年代的红二代，70年代的模范知青，80年代的大学生，入编之前竟然还是个大学老师。

摸清樊建川的底后，孙文启如获至宝，直接破格将樊建川提拔为了他的秘书。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樊建川更是如鱼得水，屡屡负责重要的项目，政绩颇丰。

五年过后，这个35岁的年轻人，便从一个基层公务员提为了宜宾市的常任副市长。

1978年，有位老人在广东画了一个圈，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改革开放的春风源源不断地灌入内地。

樊建川就任的那几年里，宜宾市恰好兴起了改革的势头，为了摸清楚市场经济其中的优劣性，他索性也换上大裤衩，到基层与老百姓们一起摆摊。

可人的精神生活总要补充，四处摸索之下，樊建川找到了一片属于他的天堂——古玩市场。

回顾樊建川的仕途，几乎囊括了“天时、地利、人和”，顺利的不能再顺利。

1993年，在群众的拥护之下，上级找到了樊建川，想要提拔他做宜宾市的市长。

对于普通官员而言，得知消息恨不得高兴的睡不着觉，可到了樊建川这，却是愁的睡不着觉。

深思熟虑了许久后，他终究还是拒绝了这根“橄榄枝”。

在担任副市长的这几年里，眼看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起来，樊建川也开始动了心思。

于是他索性连副市长的职位也一并辞去，筹集了一部分资金，拉上几个朋友，准备下海经商。

1994年，“建川房屋开发公司”正式成立，樊建川任董事长。

不得不说，樊建川的目光的确是有前瞻性的。

随着福利房的逐渐取缔，商品房成为主流居住用房，购房作为多数中国人的刚需，消费潜力必然会进一步开发。

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樊建川凭借着出色的商业头脑，以及敢拼敢闯的性格，愣是把这家白手起家的公司做到了几十亿的市值。

把目光放回同时期的东北，王健林还在为资金的周转而日夜奔波，负债无数。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若樊建川继续拓展他的地产帝国，或许他的名字，将会先一步名满全国。

只是，就在樊建川的事业顺风顺水之时，他又开始了“抽风”。

这次“抽风”，都不是转行转业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2001年，樊建川开始疯狂变卖自己旗下的资产，开始了“收破烂”之旅。

而他收破烂的目的，是要盖座博物馆。

其实樊建川“收破烂”的习惯，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了。

碍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候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太多可去的娱乐场所，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可人的精神生活总要补充，四处摸索之下，樊建川找到了一片属于他的天堂——古玩市场。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古玩市场上几百年的老玩意自然遍地都是，但樊建川并不钟情。

他偏爱的，是抗日时期的文物。

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算作特别“老”，毕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里，想要找到无瑕疵的物件，也并非是难事。

碰上自己喜欢的东西，樊建川无论如何都要买下来。

有次，樊建川带着媳妇出去逛街，偶然间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物件，便笑嘻嘻地对着妻子说：“你把钱先借我，我下次再给你买。”

等到所有的手续都批了下来，所有的资金都到位后，已经是2004年的年底了。

直到他当了商人以后，才开始肆无忌惮地购买。

某次，樊建川听说有个地方有个抗日碉堡要拆除，立马打电话过去保了下来，而后长途跋地涉将这座50吨的碉堡运回了四川。

除了这些“硬核”的文物，其他的只要是关于抗战的物件，樊建川都是有多少就收多少，就算是一张报纸，他也会收。

可随着收购的文物越来越多，樊建川也开始遇上了头疼事。

随着国家的文物保护制度越来越完善，有很多文物变得难以交易，先不说那些杂七杂八的文件，有些甚至交易都要被判刑。

随着这种事越来越多，樊建川气急了，一巴掌拍大腿上——我自己盖个博物馆！

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樊建川生意也不好好做了，一门心思扑在这件事上。

身边的朋友都来劝他，让他三思而后行，这博物馆盖起来可就是个无底洞。

但樊建川并不在意，他开始疯狂变卖自己的资产，跑遍整个四川去选址。

每次找到一块合适的地，他都会去找相关部门希望能批准，但屡屡受挫。

原因也很简单：张口就要块500亩的地，还说要盖个博物馆，换作哪个领导都不敢信。

加上他房地产商人的身份，更是让他的购地动机变得扑朔迷离。

樊建川脾气也大，不批就拉倒，那我就去找下一块地。

折腾小半年后，他终于从成都的大邑县成功买下了盖博物馆所需的地皮。

在樊建川的设计当中，在这块地上，他要盖足足五个博物馆。

朋友知道了以后，差点没气到吐血，直接问他：“你这是要干啥，你也想当个烈士？”

樊建川不理会，依旧疯狂变卖着名下的财产，将所有的资金一股脑地投进这项“大工程”。

在他的规划里面，这五座博物馆不仅要盖起来，还要在2005年8月15日之前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天是抗日战争胜利90周年。

可留给他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等到所有的手续都批了下来，所有的资金都到位后，已经是2004年的年底了。

也就是说，等到正式开工的时候，留给他的时间不足半年。

为了完成这个夙愿，樊建川撇下了手头的所有事情，在工地现场立了一个倒计时的大屏幕，每天亲自监工，与工人们同吃同睡。

于是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工地上除了作业声外，就是樊建川的骂声。

无论是这边装电梯，还是那边装玻璃，所有的环节都要他亲自过。

为了赶时间，有的建筑顶都没有封，就已经开始了场馆内的装修，到了工程后期，甚至连展柜都搬到了工地上。

经过半年的折腾后，五个场馆终于顺利开张。

每个到场参观的历史专家无不大吃一惊，樊建川的博物馆，简直可以用“海纳百川”来形容。

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家书，2万本日记，几万枚勋章......

后经专家鉴定，在樊建川的博物馆中，能够评上国家一级文物的便有足足153件。

而这些文物，只不过是樊建川博物馆的冰山一角。

在“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上，4000多枚鲜红的手印分层罗列，为了收集这些手印，樊建川几近跑遍整个中国。

有些手印，樊建川甚至追到了太平间。

在“援华美军馆”中，樊建川找到了248位飞虎队成员的照片，并将他们浇筑为瓷板像。

为了找到当年飞机的残骸，樊建川登上过很多座山，最终在汶川的宝顶山完成了残骸的收集。

在“壮士群塑广场”，200多名抗日战士被制成铁像，位列最前端的，便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左权将军。

他的女儿来到这时，抱着父亲的雕像哭的不能自已。

对于樊建川而言，他的确铸就了一个属于他的理想王国，但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这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印记。

造访过樊建川的博物馆后，以色列的驻华大使曾评价：“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现如今樊建川的博物馆，每年都能够有百万的客流量，收入高达千万。

但樊建川却说：“等我死了，博物馆捐给国家。”

他想做的事，是将这些历史传承下去，他也很清楚，想要做到这一点，单凭他自己是远远做不到的。

除此之外，他还说过，等到他死后让别人把他的皮做成军鼓，游客拍一下，他就从电视上出来给大家唱一首歌。

但这么做的前提是，这位游客需要向博物馆捐赠1000元的运营资金。

在樊建川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与博物馆打交道，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有生之年建100座博物馆。

接触过樊建川的人，都对他报以最崇高的评价：有操守，有德行，有风骨。

更难得的，是他那份在和平年代中的民族情怀。

他所修建的，不仅仅是回顾历史的窗口，更是一座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

他保留下的，虽是历史的印记；传递的，却是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

唯有这样的志士，才称得上中华民族之魂。

他，就是樊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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