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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对外开放政策红利为制度红利， 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业将是开放重点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过去数十年的开放很多只是释放了政策红利，容易发生反复，但制度是长远而稳定的，新一轮开放必须在体制、制度上作出顶层设计与系统安排。

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0年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

近两年来，中国开放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理解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点线面结合推动开放

《21世纪》：近两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魏建国：从历史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开放是这些成绩的制度基础，如今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现实看，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横行，中国推动新一轮开放向全球宣示了坚持开放不动摇的决心，这也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广泛的外溢效应。

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推动新一轮开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其关键在于进一步释放开放的制度性红利，推动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21世纪》：如何理解开放的制度性红利？什么是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魏建国：制度是相较于政策而言的，政策是一时的、表面的、零碎的，而制度是长远的、根本的、系统性的。

过去数十年的开放很多只是释放了政策红利，容易发生反复，但制度是长远而稳定的。新一轮开放必须在体制、制度上作出顶层设计与系统安排，这需要点、线、面结合，推动全方位、一体化的开放。

在外贸领域，商务部近期在稳外贸与高质量发展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都是“点”。然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比如提高出口退税需要财政部的支持，贷款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通关、边检、质量等环节更是需要海关、边检、交运、市场监管等众多部门的协同发力，这是“线”。

而新一轮的全方位开放并不限于外贸条线，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落实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条线的支撑，这都需要中央从“面”上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相应制度。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开放？

魏建国：此前，外部压力是打破国内一些改革壁垒与阻力的重要力量，如今开放不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自身需求。

中国入世之后兑现承诺，大幅降低了关税。如今，在履约之外中国进一步推动自主降低关税，正是未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新一轮开放并非是对外部要求的回应，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开放是自己提出并主动推动的，有着自身的节奏与安排。

新一轮开放还需要更多激发基层的活力，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家不能“被开放推着走”，而是要“推着开放向前走”，地方要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更大积极性。

服务业将成开放重点

《21世纪》：如何理解“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魏建国：中国正在掀起以三“更”为特征的新一轮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在范围上，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加快与更多地区与国家商谈自贸区，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格局。

在领域上，开放将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中国不断缩短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开放。

同时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打造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

《21世纪》：在开放领域上，哪些领域将成为重点？

魏建国：服务业将成为开放的一大重点，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这方面有很大潜力，比如此前设立外资银行存在较多障碍，中国还没有一家外资医院，美国FDA临床试验过的药品进入中国还要再次临床试验，养老健康、教育等方面也没有外资设立的机构。开放水平低，是入学难、看病贵、门槛高、服务差的重要原因。

制造业上，智能制造等高科技制造业正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与制造业快速结合，中国将支持外资参与“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一系列高新制造业。

《21世纪》：外资方面，国务院在三年中已经连续发布了4个文件，外商投资法也在落地之中，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如此重视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魏建国：前些年有些声音认为，中国资本很充足，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中国仍然需要外资，需要外资背后的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

还有一些外资担心进入中国以后，能否与国内的国企、民企公平竞争，也有部分外资对美国关税等问题存在担忧，这一系列政策回应了他们的关切。

此外，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需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境外投资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跨过盈亏平衡点，可能前三年都是投入期，盈利要在四五年后，如今全球经济增长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一定要给外资一个稳定的预期。

《21世纪》：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制度，这会不会影响外资的积极性？

魏建国：我认为不会。首先，中国建立这些制度的初衷并非是针对外资的政策收紧。其次，很多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中国这些制度借鉴了很多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更重要的是，建立这些制度是营造公开、透明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对外资企业而言，在一些问题上明确画出红线比模模糊糊的表态要好得多。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要集中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经济安全等少数领域，但是如果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些边界，外资就会将中国的限制领域想象成无穷大。

未来，中国有望开放更多外资未曾进入过的领域，扩大开放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晰地告知对方中国的底线与红线在哪，这也让很多心存顾虑的外资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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