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者。「得到」App大师课《中国史纲50讲》主讲人，超过5万人学习订阅，畅销书《枢纽》作者。

GMIC 在线 2020邀请施展，就经济和政治的全新角度，解析疫情后的世界。施展的观点能让你重新理解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未来将何去何从，本文值得一读。

以下为GMIC官方整理的演讲全文：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大瘟疫，病毒、瘟疫与人类和人类秩序其实是长期共存、长期演化的关系。

从古代到现在，每一次重大疫情，都成为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个动力机制并最终推动人类秩序出现了比较大的演化。

演化一方面呈现为人们行为逻辑以及一些公共治理层面上的改变，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观念逻辑层面的变化。

可能人们最熟悉的是 1347-1348 年的欧洲黑死病，两年时间夺走了三分之一欧洲人口的生命。黑死病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冲击极大，同时对人类的观念也冲击极大。

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人们对“人是什么？”“人要追寻的意义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一系列反思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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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推动了观念逻辑的变化，推动的最核心其实不是基于科学理性，而是基于情感。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感性的变化，促使人们对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意义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想象和理解。基于这些全新的想象和理解，有可能促使人们提出全新的问题，并给出过去所不能给出的答案。因此，科学革命史实际上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演化过程中的。

再回到情感两字，情感的核心是对于价值的重新认定：究竟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有意义，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里面最核心、最根本的其实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

“我是谁”的问题里同时包括了“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认为什么才是好的”这一系列内容。

人们不会每时每刻谈论“我是谁？”，但它会具体而微地呈现在人们愿意接受的生活方式当中。

实际上，这次疫情之前，就看到世界上又一次在追问“我是谁”。

而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其实使得贸易战的一些演化逻辑被进一步推动。

在贸易战中，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导致超过一半的中低端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出来，中低端制造业不再是美国的优势，也没有人愿意在美国投资做中低端制造业了。这就使得美国原有的中低端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产生了很多失业问题，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如果找不到办法消化这些社会问题，就会引发别的问题。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试图通过新的贸易机制让中国获得的贸易红利回流，使得美国获得应对社会问题的财政方案。但中国一直不怎么接招，于是美国动用了选民粹主义者上台，就有了特朗普、有了贸易战政策等。

从社会结构变化而言，可以看到贸易战背后的一系列底层原因。

从另一个层面看，就是刚才说的“我是谁”这个问题同样在贸易战当中呈现出来，甚至把这个问题往前推导，会发现“逆全球化”这件事也与它紧密相关。

“我是谁”之所以与贸易战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各国的贸易关系相互渗透的程度非常大，以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会很大程度影响到其他国家所熟悉、所喜欢、所珍视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的生活方式”有可能因为你的经济政策受到深度的影响，被影响一方会认为珍视的价值受到了挑战。

其实，“我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定义着“我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政治性行动。这次表现为贸易战，贸易战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所重视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与中国不一致，于是它尝试在经济、政治、贸易各个方面脱钩，以免被更深入地渗透。

有一个案例，在去年 7 月份的时候，美国加州通过了法案，禁止人脸识别技术被应用。之后，美国很多洲都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对他们而言，可以为了隐私放弃很多的便利，但对中国来讲正好相反。

美国的脸部识别技术等，有很多所依赖的硬件都是从中国来的。这时，美国会质疑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硬件厂商有可能为虎作伥，助长美国侵犯隐私的主体企业的气焰，因此必须把这些厂商排除在外。

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如果做底层硬件的厂商可以拿到数据，而且数据不受国界控制，可以来回穿透国界流动。此时，一个国家的内政就有可能基于这一系列东西对国界的穿透而更加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这种情况下会进一步带来我们所说的效应，也就是对西方来说，他们会很深的感觉到“我是谁”这个问题受到了挑战。

如何回应这个挑战，做法是尽可能跟你脱钩。

具体表现手段，一方面是类似于打击华为，针对一个企业进行赶杀。另外是通过贸易战，加大你在这边生产的一系列成本，使得一些企业被迫往其他国家转移，以这种方式解决经济穿透有可能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

很多人把贸易战解读为纯粹的经济过程，其实它本质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对峙。不把这层关系挖掘出来，我们对贸易战很多方面的问题是解不开的。

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和西方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在进一步加深。

这个加深不是因为新出现的疫情，而是贸易战当中的进一步延伸。对西方来说政治上会有一个全球化的退潮，举个例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各国是在产品层面进行分工，我生产汽车、你生产计算机、他生产医药，然后咱们交换。

而今天，各国是在工序层面来分工，我生产汽车的一部分、你生产汽车的一部分、他也生产汽车的一部分，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汽车。计算机也是同样的分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一个复杂的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到最后的终端产品生产所经过的所有的空间称为经济空间，那么，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在今天已经高度不重合了。

政治空间以国家为单位，而经济空间是由企业家、商人运转起来的，是高度穿透国界的存在。

这种不重合产生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因为是另外一种关系，所以会有溢出的效应。

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疫情之后的世界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有可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秩序。

在经济层面上彼此之间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这个依赖却不是国家间的依赖，而是因为企业、商人形成的依赖，并且要转移、撤走的成本非常之大。我不认为转移、撤走中国有那么大的可能性。

所以，经济全球化仍然会持续甚至会往深了走，但这些与国家无关，都是企业和商人的活动带来的效应。

政治全球化有可能会退潮，各国彼此间的不信任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不信任是基于彼此间对于“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价值”以及“各自珍视的生活方式”不认同，于是，政治全球化就会越来越撕裂和退潮，会出现非常拧巴的状态。

这种拧巴的状态称之为广义的政治化，拧巴的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彼此之间会发生很大的张力、矛盾和摩擦，有可能发生政治全球化的倒退，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很极端的表现。

有很多政治全球化倒退的案例在历史上出现过，每次最终的结果都是政治被迫适应经济调试自身。这种拧巴不是第一次，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今年这点事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古巴危机、苏联解体、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相比，就是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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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次会让大家感触非常之深，感觉在不断见证历史。可能是最近这些年已经承平日久，见不得风浪了。

实际上这与历史相比仍然是太平盛世，仍然会有政治层面的倒退，有政治与经济的摩擦。但这些摩擦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全球化每次往更深层次里走，都是危机驱动的。

所谓的危机不是说世界玩不下去了，而是说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危机。

张力最终使经济往前走得更远，最后拉动政治不得不跟上。而政治跟上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开始发生观念逻辑演化、转型的过程。

今天我们感觉中国和世界彼此之间对于相互在价值层面上，对于彼此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层面上有很多不一样。对于这些不一样，有些人甚至把它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并认为普遍秩序是不可能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乱讲。

文明再怎么不一样，大家最终仍然都要在同一个地球共存。

只要共存总会有打交道，就得有超越彼此之上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一定是我们未来能够发现的、新的治理秩序和新的生存点所在。

在近代以前各个国家都是传统经济，基本上都是庄园、农田，自给自足的状态。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所能够的财政都是本地的庄园，财政能力和土地规模、人口规模大致可以成正比。

地理大发现以后，突然之间人们都被连入全球性的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到的世界概念。各国的经济实际上都不再由本国传统的小农决定了，内部的经济要受制于整个大的世界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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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经济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直接控制世界市场。到今天，越来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

世界市场决定着国家的经济逻辑，经济逻辑决定着财政能力，财政能力决定着国家在政治上如何运转。如果经济往一个方向走，国家要往相反的方向走，这是走不远的。

所以说，经济会引领政治方向，经济和政治之间可能会有摩擦，但最终还是政治顺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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